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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被诊患艾滋“等死”7年 再查为误诊起诉疾控中心

作者:admin 2018-08-16 我要评论

男子被诊患艾滋“等死”7年 再查为误诊起诉疾控中心...

  钟啸伟在家里炖鸡汤。母亲前段时间摔伤了腿,他每天给母亲做饭。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

 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。

  2008年,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、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,他的血液为HIV-1抗体阳性,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。

  此后,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,开始逃离人群,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。他几度想死,被母亲劝住,“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”。

  没敢死,又不想活,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“等死”的日子。

  2015年,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,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,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,结果仍为阴性。

  7年,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,过了近2600天“生不如死”的生活,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“讨个说法”。

  他提起民事诉讼,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、四川省疾控中心,要求对方赔礼道歉,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。今年12月12日,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。

  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。受访者供图

  等待开庭的日子

 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,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。

  刚“被”患上艾滋时,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,别人问起,他都老实承认“我得了艾滋病”。

  尽管他多次解释,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,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。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,总是“没得空”,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,有一回,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,对方没说什么,用餐巾纸隔着,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。

  如今,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,窗帘从来不拉开,没有记者来访时,便蜷在客厅沙发上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
 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——白天几乎从不出门,不敢进商店,也不敢和人打招呼,等到天暗下来,搭四十分钟公交车,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。

  母亲王素珍83岁了,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,常常拿两个口袋,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,“一份给自己,一份给幺儿”。

  12月10日,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,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。

  中午,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,热气蒸腾,他有些不适应,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,有人过来拼桌,他赶忙挪动椅子,退到桌子另一头,半个身子悬在桌外。

  一碗抄手上桌,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,他下意识伸出手去,指尖还没碰到筷子,又想缩回来,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,虚握了握拳,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,让人自己拿。

  他说,不知道为什么,总觉得低人一等,“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,被人嫌弃”。

 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,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。

 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,总共48个微信好友,大多都是记者。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,他不会用微信语音,便慢慢打字回复,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。

  太多媒体找来,电话一天到晚地响,他听说有个功能叫“屏蔽”,专门打电话问人,“啷个叫屏蔽,我不会弄”。

  最近,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。

  去年7月,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,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,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,瞅了半天没学会,又不敢问别人,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,“你说笑人不笑人”。

  在这张检测报告上,HIV-1为抗体阳性。这意味着钟啸伟感染了艾滋病毒。受访者供图

  这张检测报告显示HIV-1为抗体阴性。受访者供图

  “好日子刚要开始”

  “被艾滋”之前,钟啸伟过得曲折。

  他七岁丧父,家里五个孩子,全靠母亲一人养活。天蒙蒙亮,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,就去上班了,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,晚上下班回来,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,“王大姐,快些走,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”。

  “穷”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。

  钟啸伟记忆中,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,每到晚饭前,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,放上豆瓣酱炒着吃,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,身上灰扑扑的,母亲举着鞋刷,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。

  贫穷的家境,使他自卑又敏感,念书的时候,他也调皮,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,初中老师形容他,“好面子,又重义气,很容易相信别人”。

  成年后,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,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,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,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,喊他“胎儿”(成都方言,有神经病之意)。

  他气极,觉得丢脸,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,1987年,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,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,卖电子产品。

 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,钟啸伟脑子灵活,手里常有闲钱,由于好奇,他学人家吸海洛因,“那时候傻,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,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。”

  很长一段时间,钟啸伟沉迷毒品,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,“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,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”,从烫吸到注射,钟啸伟手上和脚上,密密麻麻都是针眼。

  后来,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(化名),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,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,开始戒毒。

 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,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。

  那是2008年,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——他45岁了,在戒毒,开了一家名叫“食味鲜饭馆”的川菜馆子,恋爱近6年了,想结婚,好好过日子。

 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,“娃儿走正路了,有盼头了,好日子刚要开始”。

  为了对何涵负责,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。2008年12月5日,拿报告单那天,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,包括有无吸毒史,“问得特别详细,我就晓得,完了,我多半糟了”。

  检测报告单显示,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、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,被诊断为HIV-1抗体阳性。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。

 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,钟啸伟选择了接受。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;还有,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。

 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,得了这个病就要死,母亲不能理解,“艾滋病是个啥,我只晓得麻风病,得了麻风病就要死”。

  那天晚上,王素珍哭了,她指着儿子命令,“钟啸伟,你不可以死,如果你要死,那我就和你一起死”。

  “等死”

  钟啸伟不敢死,却也不想好好活。

  他知道,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,只能起抑制作用,便根本不吃,一心等死。

  不久,他的女友不辞而别,留了一封诀别信,还留下了一笔钱,让他“好好照顾自己,来世再见”,从此杳无音讯。

  钟啸伟崩溃了。他和女友在一起近七年,不出意外,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,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,他非常担心“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”,却怎么也找不到她。

  为了宣泄情绪,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,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,将房款挥霍一空后,等待死亡。

 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,有自己的小家庭,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,盼着他走正道,“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,他得了艾滋病,扶不上墙”,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。

 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,只有母亲。

 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,确定他还活着。一次,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,以为出事了,蹒跚着过来找他,发现他躺在沙发上,手机没电了。

  那次,母亲哭了,他也哭了,母亲说,“我一定要多活几年,可以帮你收一下尸”。

  七年的时光,钟啸伟用“等死”两个字来概括。

 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,窝在客厅的沙发上,累了,眯一会儿,惊醒,再继续睡。实在饿得不行,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,一天就这么打发了。

  “那种滋味,比蹲监狱难受多了,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,等死是什么感觉”。

  有些时候,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,“我蹲监狱,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,天天活得有盼头,这是多幸福的事情”。

 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?

  一年年过去,钟啸伟也纳闷,“也没好好吃药,怎么还没死”。

  他只有小学文化,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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